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作出部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幅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所承载的任务更重大、更艰巨。因此，我们必须聚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优化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增强应对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提高应对各类风险和冲击的韧性与耐力。宏观经济治理应聚焦“健全体系”，通过提高综合平衡水平、做好各类政策精准施策、完善机制等，为持续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赋能。

　　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脉络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治理体系的健全过程立足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推进思路、方式、手段都与经济发展实践相匹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宏观经济治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相互适应推动了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高质量发展是更先进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矛盾运动中逐渐确立并相适应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治理要在系统观念的基础上兼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因素，形成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完备系统，这是理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最基本理论源泉。

　　（二）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治理实践是新时代持续提升经济治理水平的宝贵财富

　　一是适应国情持续进行宏观经济治理指导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体制转轨衍生出的诸多宏观经济治理难题，边实践边总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成功把握宏观经济大局提供了理论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揭示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

　　二是与时俱进制定符合发展阶段的宏观经济治理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们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新机遇与新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两个阶段”目标。

　　三是不失时机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个体工商户发展以及兴办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等举措，对整个改革开放具有先导意义和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四是聚焦问题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建立了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以逆周期操作为主要原则的现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体系，从而成功应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造成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引领的宏观调控新体系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我国通过主办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不仅深化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经贸往来，也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在新时代以来的新发展

　　从制度上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领导机制”。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确保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能够在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在制度上作明确规定，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效力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

　　“三新一高”明确了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导向”。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治理盯住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速，更要注重对影响经济循环的其他因素特别是供给、需求两侧的各类因素进行统筹兼顾。新发展理念，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的全新阐释，提纲挈领地回答了新发展阶段怎么样发展，按照什么样的理念去发展。新发展格局，涉及国内国外，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提出了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相应的宏观经济治理也要随着进行扩容提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决定了宏观经济治理要统筹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第一，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要统筹处理好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关系。有为政府依托的是有效市场，有效市场必须以有为政府为前提，两者辩证统一，并且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升经济治理水平和能力的宝贵经验。第二，宏观经济治理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有机的内在统一。从宏观到中观，从中观到微观，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形成了一体化的思路，也为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有机结合在一起提供重要遵循和理论思路。

　　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实施了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强调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通过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可以确保各类政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发展的第一动力和主要着力点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发力要点”。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也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发力点指明了方向。第一，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二，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看似是具体到产业层面的部署，实则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底线”。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进一步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政策底线、划定了政策红线。宏观经济治理要统筹好“稳”和“进”的关系，确保经济大盘稳定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落实和具体体现。

　　三、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正确处理好五方面关系

　　一是立足国内与放眼国际的关系。立足国内，就是要认真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新发展理念，一步一个脚印做好经济工作，坚决反对经济领域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增强发展自信、理论自信。放眼国际，就是要深挖扩大对外开放的潜力，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二是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的关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缺一不可。有为政府依托有效市场，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前提，两者辩证统一，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宝贵经验。

　　三是中央统筹与地方主动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统筹抓大方向，地方按照中央精神主动作为、创造性落实。

　　四是长期目标和短期政策的关系。我们要在战略上保持耐心与决心，在战术上灵活应对，同时加强两者之间的协同性，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稳健与高效。

　　五是经济波动与战略定力的关系。宏观经济治理要在熨平经济波动、避免大起大落方面下功夫，但是要避免“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要保持战略定力。

　　四、当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点路径与战略举措

　　（一）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点路径

　　一是宏观经济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多种政策的高效协同，保障人民物质需要和公共需要能够持续稳定地得到满足。二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三是要把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当作我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主要着力点。四是不断优化调整宏观调控目标是宏观经济治理的现实选择。宏观经济治理要坚持不断对宏观调控目标进行优化调整，聚焦稳定、增长、结构三类最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战略举措

　　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定期开展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评估，及时发现、系统分析战略融合中出现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各重点领域联动融合的具体任务。积极做好广泛调研、信息汇集、专项课题研究、重大项目论证、重大工程遴选等规划前期编制准备工作，细化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的衔接。促进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形势，科学设定预算政策目标，明确预算支出的优先顺序和重点领域。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避免税收优惠政策的过度和滥用。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制定和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对硬科技企业进行重点服务。完善企业债券融资渠道，简化债券发行程序，提高发行效率。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市场准入标准，减少外资进入的障碍，确保内外资金融机构在同等条件下公平竞争。

　　四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加强对区域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政策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打破信息孤岛和行政壁垒，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在线办理和跨区域通办。深化东西部协作推动产业跨地区梯度转移，通过政策扶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手段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梯次转移。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文章内容有删节，完整版见正刊；作者：魏琪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主任、研究员，徐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中级经济师，沈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