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发展、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和实践路径，对推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数字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标志

　　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大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核心标志是社会生产力,文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升级和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运动中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发展前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并不断丰富现代化的内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步走”,都是着眼于我国当时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致力于彻底摆脱贫困而做出的战略部署。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部署实施，我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的节奏，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到总体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先进生产力是既具有时代特征又面向未来的动态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标志是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党和国家已高瞻远瞩地把握到了时代脉搏。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2022年1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强调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数字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向，全面推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

　　一是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共同富裕意味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所创造的财富由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要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做大蛋糕”；还要通过有效的治理和制度设计“分好蛋糕”。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为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在收入分配领域找到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公约数,还要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是为了人民。发展数字经济和网信事业，一方面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的广泛参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

　　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工业文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并且其现代化是建立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对其他国家物质资源的非法侵占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因此，需要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走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解决过去粗放式发展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美丽中国。

　　四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实践层面看，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日益凸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大势，积极倡导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如以“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同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各国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是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没有实体经济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都无从谈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大而不强、供给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尤其是与西方先行国家相比，我们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基础都相对薄弱，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与西方“串联式”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并联式”的发展路径，即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化现代数字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发挥数据要素潜力和网络平台的赋能效应，推动传统产业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这是在内外环境发生复杂变化的新发展阶段，决定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否持续“做大蛋糕”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这为我国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指明了方向。

　　二是构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趋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政府治理效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强调，“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互联互通、完善社会保障措施等，建设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政策框架、管理体系，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韧性，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何实现对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有效治理堪称世界性难题。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我国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支撑、持续深化的政务数据共享和平台支撑体系建设、不断丰富的政府数字化履职经验和不断完善的政策体制保障等。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如在平台经济治理领域，现行监管制度、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面对新业态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亟需构建由政府、平台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共同参与的、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多种治理方式相结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同时，要更好满足数字时代企业和公众对高效政务服务的需求，还需要继续加强统筹设计和整体布局，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在完善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潜能，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

　　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缩小数字鸿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共享性。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水平、数字能力素养等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基础、技术条件、自身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信息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普及应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从不同社会群体的角度看，年轻人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接受能力普遍较快，数字化生活的习惯已经养成，而很多老年人则受生理和身体因素、传统观念影响、学习和接受能力偏弱等影响，成为数字化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尤其是近年来，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各种智能终端、在线服务的应用更加普遍，由数字鸿沟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也愈发凸显。在经济社会全面加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化解数字经济时代由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公平困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从信息基础设施普及、全民信息素质提升、数字设施适老化改造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互联网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四是积极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各国互利共赢。当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数字技术普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公民数字技能与素养水平等方面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进程受限。同时，各国都面临着共同的网络安全挑战，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有效协调处置重大网络安全实践、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因此，要把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通过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体系来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效联动，尤其要强化数字经济规则、治理和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另一方面，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对内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机制，对外积极推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治理变革，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原文刊发于《新经济导刊》2023年第2期，转发时有删减，参考文献略；作者：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分享经济处处长于凤霞）